怎样思想，如何文学？——重审中国儿童文学思想性与文学性的一体化

思想与文学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具有联动性。作为一种新文学类型，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得益于现代思想介入文学的深层结构，并转化为文学的内在构成。与此同时，获致了文明叙事动力的儿童文学也开启了表达、传播现代思想的知识生产，其自身也成为现代思想的表征。如何理顺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怎样将这种关系纳入一体化的系统中，是确认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属性、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的理论难题。在历史化与学科化的进程中，中国儿童文学要克服“没有思想的文学”和“没有文学的思想”两大偏狭，追索文学性与思想性各自的位置及关系的主体性，从而实现“诗”“思”“史”的辩证统一。

吴翔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作为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资源来自中西两个维面，深植于“现代中国”与“儿童文学”两大知识体系。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现代中国的思想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保障了其作为现代知识的基本品格。同时，中国儿童文学的出场又内在地推动了现代中国思想的革新。这体现了思想与文学的同构性及一体化，表现为一种双向发力和彼此塑造的装置。这种共生的张力以一种深层的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的形式而存在。在追索现代性的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出场本身就不啻为一桩思想事件。它参与了对“人”的现代性构想，特别是对儿童的发现与塑造。同时，文学与启蒙、救亡、解放、发展等社会文化思潮互相交织，同样作用于思想现代化的演进。因而，那种区隔乃至割裂两者关联的看法是不科学的，难以真正切近中国儿童文学的结构本体，也不符合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发展的生成逻辑。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儿童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其形式确立、经典生成与审美演进无不与中国思想谱系的转型同频共振。为此，要探究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属性及现代品格，有必要重审其思想性与文学性的生成关系，即融通如下两重关系：一是思想如何成为文学的内在构成，二是文学怎样构成思想生成的表现形态。其中，现代思想与儿童文学的耦合，深刻地介入了中国儿童文学知识定型过程，在推动其知识生产的同时也成为现代思想的表征。这一过程具体呈现为思想议题向文学形式的转化，以及文学实践对思想疆域的拓展，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观念与形式的共同体。因此，从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结构关系切入中国儿童文学的结构深层，是系统考察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史的有效路径。

任何文学的发展有其常数和变数。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化过程表征了人类文明的演变状况。自“五四”始，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与成人文学一道合力推动了新文学“为人生”的现代工程。在这过程中，现代思想的介入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条件。譬如，人道主义、进化论、人本主义、科学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想，都或隐或显地驱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不过，这些思想并不能直接幻化为儿童文学，它需要运用“文学”的方式来生成儿童文学，并内化为儿童文学的内在构成。否则思想难免如油浮于水一样游移于儿童文学的外部，而无法真正创造儿童文学。要改变思想与儿童文学脱钩的现状，必须将思想转换为文学的内在有机部分，即王本朝所说的“在思想中创造文学”。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经验表明，现代思想的绽出是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原点。现代思想包罗万象，归结起来，驱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思想资源主要是现代的人学知识观，它内在地包含了现代儿童思想与新文学思想，覆盖了“思”与“诗”这两大板块。

当思想回到人这里时，文明也就揭开了新的序幕。思想从来不会停滞，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思想作为加法，其涨落因时而变。在现代人学思想的引领下，人们对于儿童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儿童”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生命体，而是具有独立的主体精神和个性，与成人一起构成了人的完整形态。一旦获取了作为人该有的品质，儿童就不再是低幼、平庸、狭隘等的代名词，而成为人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伴随着这种观念的革新，一系列关乎儿童的生存、发展、权利、价值的讨论就被纳入了现代的范畴，“是否应有一种专为儿童创作的文学”的诘问不胫而走。换言之，既然儿童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那么儿童就应该独享一种专门的文学，“儿童的文学”即是现代儿童思想的衍生物，进而成为新文学体系中颇具辨识度的文学门类。由此可见，“为儿童写作”是现代文明的征候，儿童文学的出现表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思想成为推动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动力。可以预见，如果没有出现现代知识观，儿童还将湮没于地表之内，成为存在的不在场者，那么为其提供专门的文学读物也将无从谈起。在中国“漫长的革命”情境下，除了启蒙思想外，救亡、革命、阶级、人民等思想也深度地介入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语言、主题、基调、风格等的设置及呈示。同时，这些思想文化潮流的涌现也驱动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批评、研究等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及现代化。在比照古代思想和现代思想后，杨念群指出：“中国古人的头脑里只储存了对‘过去’的记忆，没有‘未来’的概念。”现代中国思想深刻地表现为一种当下意识，能清晰地区隔过去与现在，这也说明了现代性范畴是“当下性”与“前瞻性”的统一。由于打通了时间三相，思想话语才能真正进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内在肌理，而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阐发也就更具延展性和开放性。但是，思想并不能直接转换为文学审美和话语表达，那些概念化、抽象的思想必须转换为语言化、审美化的文学形式，才能真正营构多元共生的文学思想结构。早在《儿童的文学》中，周作人就曾有意识地区隔“儿童的”与“文学的”内外两面，并将“儿童的”视为“第一须注意”。在这里，“儿童的”是思想现代性的征候，也由此划定了思想性和文学性分殊的界限。不过，他只是以儿童的分龄来配置文学体裁，却并未提出“儿童的”如何转换为“文学的”具体方案。此后，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茅盾的《关于“儿童文学”》、郑振铎的《儿童文学的教授法》基本上延续了周氏用儿童性配置文学性的观点，而两者权衡问题的悬而未决，直接导致了后续儿童性与文学性何者为第一性的论争。事实上，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儿童文学的内涵不止于“儿童”与“文学”量的叠加，而更是“儿童”与“文学”语法关系的结构性整合。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儿童”与“文学”的语法关系并不简单，它不是一个修饰性的先后关系，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结构体系，这需要切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化过程才能廓清和厘定。在阐释中国的过程中，无论是将其作为方法还是作为文明范畴，都没有悬置“现代中国”的在地性，而是将其置于连接古今、开启中西文化对话的语义场。以历史地层的视野来观照儿童文学的内在结构，有助于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宏阔的内容，全方位展现“中国”“儿童”与“文学”三者之间的深层关联。历史证明，没有超历史、超社会存在的文学，儿童文学也不例外，这正是王尧所谓“将文本置于语境中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思想”所要阐明的道理。王尧的观点对于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发现儿童文学颇有裨益，其启示在于要依循“在中国讲中国”的立场，所要讨论的是“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基本事实。当然，我们仍需要辨析前后重复出现的“中国”与“儿童文学”的语义，片面的语义重复只会产生“有思想而无文学”的话语空疏，于考辩中国儿童文学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关联毫无助益。关键的问题是在历史的链条上弄清楚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思想理路，寻绎出这些思想转化为儿童文学的机制及方法。中国儿童文学是一种新文学，它是现代中国的产物。这里的“新”和“现代”不仅确认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性质，而且使得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文学体系中脱逸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思想既赋予了儿童文学成为新文学的价值，也借此反向确立了古代文学的特性。对于这种“发明古代文学”的看法，陈晓明在论析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面向时有过类似的论断：“‘百年中国’说白了，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这一百年可以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传承的时间历程中独立出来，如果不是因为它具有‘现代’的意义，并且因为这个现代意义有力量来继承、变革并且确立‘传统中国’，那么‘百年中国’的独立时间单位则不可想象，并且也没有必要。”简论之，现代与传统的界定依循一种相互定义的逻辑，进而划定了两者思想的界域。自创生始，中国儿童文学高举“儿童本位”的旗帜，致力于培育新人的中国想象实践，它不仅受现代思想的滋养，而且其本身也成为现代思想的具体形态。

返归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语境，不难发现：因立足于以思想催生文学的发生学逻辑，学界曾出现过武断界分思想性与文学性的观念，由此制造的思想神话对文学性的挤压难以避免。道理很简单，以一种过盛的思想性来配置文学性必然会造成两者的失衡，文学的审美品质将在这种失衡的结构中大为折损，这也是学界为何会在儿童文学领域重提文学性的根由。譬如，“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论断，在肯定了“教育”的思想在场的前提下，也容易弱化文学的自主性。当然，对于那种有缺憾的思想，无论怎样运用和发挥其文学性也是徒劳的。必须承认，文学性危机首先表现为语言形式的危机。文学表达思想是依靠语言这一重要载体来实现的。白话文运动既是工具革命，实际上也是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贡献在于创构了现代的思想和语言传统。如果没有语言形式的革新，新文学想要传达启蒙和救亡的思想是无法实现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是彼时人们创构、表达自我的途径，因而这种文学表达思想的方式也就是中国的、现代的，即汪晖所谓“现代的民族形式”。作为文学的第一要素，语言是最具文学性的，是“符号的符号”。这正如张炜所说：“文学的全部奥妙与个性，没有别的手段和路径来实现，只能通过语言。”可以认为，重提文学性首先要重申文学的语言特性，它意味着语言不再是单纯的思想工具，还是思想本身。统论之，只有文学的语言与思想匹配并形成合力，才能推动新文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形式受特定中国思想的影响，但如果思想强势占领了文学高地，文学语言在领受思想牵引后也会受到限制，进而这种受缚的语言无法阐释和表达思想，这正是语言与思想的辩证法，也是考辩文学性与思想性关系时需要正视的事实。

强调以现代思想来引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必要拒斥因过分强调思想的介入性而弱化文学性的倾向，更不能盲目割裂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内在关联。如前所述，中国儿童文学是百年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发展的思想资源包蕴中西两域，既有中西文化传统之别，又有古今之异。不言而喻，西方思想资源的引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尤其是儿童本位观、进化论等思想遇合了“儿童的发现”潮流，作为一种“近传统”为“儿童文学的发明”起到了思想指引的作用。儿童回归本位意味着“人”重新成为文学的本原，儿童文学才会成为一种表征现代思想的文学门类，并与成人文学一起共构新文学的大厦。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也并非毫无用途，在经历了现代思想的淘洗后，传统思想观念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发生了创造性转化，以一种“远传统”的方式对新文学进行持续发力，而这种革新的民族传统对于西方文化的入侵起到了抵御作用。与此同时，思想革新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儿童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文学观念新变的体现，它扩充了文学的内涵，改变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路向，为夯实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品格提供了话语支撑。

文学一分为二，内在地包含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这就决定了文学性是儿童文学的内在属性，那种外在于文学来讨论儿童文学思想的做法是不得要领的。在定义儿童文学时，佩里·诺德曼一方面承认儿童文学内在集结的混乱性干扰了概念的界定，另一方面却从其文学属性出发阐明了如下观点：“儿童文学是那些因为具有某些特定属性而被人从所有文学的大团体中挑选出来的少数文本群体。”这里的“某些特定属性”是基于儿童而言的，作为读者的儿童的阅读习惯、期待视野、身心特征、人生经验都是独特的，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必须考虑这一特性，并借助文学的表达方式加以呈现，由此形成刘俐俐所说的“交叉重叠迁移性发生”的审美机制。由特定的儿童属性衍生而来的形式显然无法隔绝思想、文化与历史，这种形式的二重性集中体现在表意性上。任何文学都是社会现实的产物，文本也不是无思想之物，儿童文学的阅读会参与并产生思想。在新文化运动初始，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武器得到了新文化人的高度重视。有感于改变中国古代“思想之稚”的现状，蔡元培将关注点置于文学上，他说：“为怎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作为思想火种的儿童文学自然无法排拒传达世道人心和时代精神的使命，对思想的表达不是一个“要不要”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如何为”的实践议题。

文学具有包容性，能将各类思想囊括其中，并运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思想。在百年发展的历程中，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新文学因时而变，密切关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的重大问题，并深刻地体现在文本的思想结构和艺术构造上。既然如此，我们不必怀疑儿童文学是一种外在于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存在物，其语言符号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实质性地嵌入思想文化的象征世界内。这样一来，儿童文学的“浅语”就不止于一种语言特质，还是表征现代儿童观的具象化存在。尽管中国儿童文学文本不是实证思想的文献或史料，但这种从文本中所折射出的“思想”的文学形态是中国经验和话语的显征。不可否认，置身于时代激变的儿童文学对于现代中国思想有回应或抵抗之别，由此形构了独特而丰富的文学性图景。从这种角度看，儿童文学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之间可视为一种互动的结构关系：前者既受后者的引领和滋养，又反推后者的发展和内涵的提升。无论是儿童文学介入思想文化，还是思想文化嵌入儿童文学，都需要文学形式来融通彼此之间的隔膜及裂隙，过度的思想化或过剩的文学性都无法真正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展。如果看不到这种内外辩证法，就难以理解儿童文学内蕴思想的真实意涵。同样，撇开文学审美化、形式化浸染的思想也会削弱其独特性。进而论之，儿童文学与现代中国思想之间相互内化是有限度的，思想的牵引不能代替儿童文学内在的机理，而儿童文学也无法全部反映现代中国思想的总体，关键的问题还是找寻到两者融通的契机和节点，在寻求内化的同时并不丧失各自的主体性。

简单地说，文学表达思想的结果是生产出思想化文本，而这一生产过程要借助文学的语言和形式。在论及文学与思想的关系时，韦勒克和沃伦将文学界定为一种“包裹在形式中的‘思想’”。显然，承认文学反映社会思想并不意味着否弃文学的主体性。同样，肯定文学的自主性也不是以否弃思想的主体性为代价的。近年来，学界提出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史研究”，就是要解决盲目区隔思想性与文学性的顽症，其出发点是在思想性与文学性中确立一体化协作的机制与路径。显然，这种观念突破了纯化儿童文学的偏狭，是立足于世界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来重构儿童文学坐标的新思路。文学研究有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别，但文学思想却具有二重性，覆盖了内外两面。类似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思想和文学何者为先是一个不能轻易下结论的难题。绕开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学理缠绕，普遍的认识是，没有无思想的文学，思想可以借助文学来表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思想变迁带来了文学的嬗变，陈众议所概括的文学“向下”“向内”“向弱”“向窄”“向小”的变数，都是基于文学与社会思想关系而衍生出的结论。按照赵世瑜的说法，儿童文学是一种“‘眼光向下’的革命”形态，它尽管倾心于对人类童年状态的描摹及怀想，但却不是“向后看”的保守文学，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学。对于新人和民族国家双重的想象是中国儿童文学开启文学现代化的思想动力，从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汇入新文学的大潮之中。不过，思想逻辑并不一定与历史发展轨迹完全同步，两者错位发展的状况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当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发生抵牾时，思想与文学之间难免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解决之策必须深植历史的情境中审思，但出发点和归结点仍应是文学。寻绎学术史不难发现，儿童文学界的诸多论争因“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而引发。立于思想或文学的两端，相关的研究容易衍生思想性与文学性的紧张关系，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融通两者的关系以推进中国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现代知识的发展。

作为新文学的内在构成，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一方面受现代思想的滋养，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现代思想的发展。在论及重写百年文学史的历程时，贺桂梅将百年文学史主流范式概括为“启蒙范式”“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她认为这三大范式之间存在着“否定之否定”的嬗变曲线，但这种自我否定不是回到原初范式，而是现代化的具体历史和推进实践的主体。简言之，中国思想的在场决定了新文学的民族形式，它关涉到中国主体性的议题。对此，中国儿童文学也概莫能外。尤其是当儿童文学自带的教育性强化了思想的介入程度后，文学性与思想性的张力结构更容易失衡，如不能调适两者的关系，文学表达思想的能力也将受到折损。实际上，“重新回到文学本身”就是基于上述失衡而发出的呼吁，其出发点在于返归文学的本位。从学理上说，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就是表述思想。要考察中国儿童文学表述了哪些思想，必须回到“文学与社会”的结构谱系中，并由此敞开各自的主体性及关系的主体性。具体来说，中国儿童文学生产了“中国”“儿童”与“文学”三大思想，而这些思想都是现代的，与古代形态有着质的差异性。不过，这种生产是借助文学创作、阅读接受和文学研究来实现的，并落实于人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之中。现代思想的出场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性质，而儿童文学的嵌入与绽出也补全了新文学完整的人学体系。当然，这种嵌入不是以丧失儿童文学主体性为前提的，而是在还原人学思想体系时重建中国儿童文学作为新文学的思想与审美品格，从而更为客观理性地认知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相关性。细化来看，从语言到人物，中国儿童文学都不是外来思想的产物，而是中国思想的文学化和审美化体现。中国儿童文学生产的“儿童”是一种现代知识，这种儿童思想参与了现代思想的创构。同样，中国儿童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新文学多样化、特殊性的体现，它修正了以往的文学概念，为文学扩充了新的内涵。借助上述三种思想的生产，中国儿童文学以“文学”的方式揭示了古今“思想”之异，以及力图在百年中国情境下重建文学/人文思想的努力。由于建立起了文学与人文思想双向观照的逻辑结构，因而中国儿童文学反映和表达的思想迈过文学本体的门槛，并演变为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具体表现。

吊诡的是，尽管思想性的凸显是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前提，但学界却屡次出现唱衰儿童文学思想的现象，“‘思想’对于儿童文学来说是不合适的”即是显例。究其因，对儿童文学概念的误读是造成弱化儿童文学思想的根源。西方学界所谓儿童文学“不可能”的论断质疑的是其内在结构能否真正传达思想：儿童与成人“双逻辑支点”制造了思想传达的无效。即便出现了思想无法抵达儿童的问题，但却并不意味着儿童文学是无（浅）思想的文学。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将儿童文学理解为“写儿童”“儿童写”的文学，儿童文学的意涵被窄化为“儿童的文学”或“小学校的文学”，其本有的两代人的精神交往与沟通就被遮蔽，成为形单影只的孤岛文学。事实上，儿童与成人跨代际的思想沟通使得儿童文学思想呈现出多元气象，其思想的长度、宽度和高度远非儿童一极所能替代。此外，基于儿童文学语言的浅易，一些人将儿童文学视为“浅思想”或“无思想”的文学，这也不符合实际。浅易仅是一种语言的表现形式，它与思想之有无并不能画等号。更为关键的是，在儿童文学的结构中，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以一种代际交往的方式存在，两代人思想的交锋、碰撞、紧张形塑了儿童文学的复调性形态。由于隐藏的成人和儿童的共在，儿童文学集结着多种话语的较量，并最终体现在社会意识形态和情感结构上，使得儿童文学这一“公共空间”内部充满着各种伦理话语的竞争与合谋。如何将儿童与成人两代人的思想经验转换为文学形态，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难题；而多元混杂的思想隐匿于文本内部，则需要读者和批评家去洞见、发现。

文学生产思想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诉求。对于文学而言，思想和政治能量的流失无益于文学价值的拉升，如任由其发展则最终会导致文学本身被否弃。作为一种知识生产，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曾走过自我封闭的道路，即局囿于儿童一隅来建构其在文学门类中的独特性。在去政治化和去思想化的推动下，其结果是深陷知识本质化的困境，阻滞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表达和传播。从表面上看，专注于儿童文学自身特性的研究并没有错，但如果缺乏整体性、关联性，这种研究则容易导向张清华所谓“没有文学共识”的思想生产。一个浅显的推理是：在被奉为圭臬的“儿童本位”立场下，儿童文学在获取自主性的同时也存在着远离思想的隐忧，在儿童与成人绝对分殊的前提下，儿童文学被置于特定思想场之外。但从儿童文学参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构的意义来看，上述本质化的研究实质上撼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存在的根基，因而不能不加以深刻的反思。当然，如果将文学异化为思想的传声筒，那么思想也在文学的终结中走向了自我偏枯。解决上述危机的有效方案是确立思想与文学各自的主体性，理顺诗与思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纳入历史化、学科化的动态进程中。

可以说，一体化是一种整体观，它拒斥那种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在系统的结构中看待事物发展的辩证性。吉登斯认为，探究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过程，要注目于“系统在互动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方式”。具体来说，这一系统必须在历史化进程中人可认知的活动范围内运行。落脚于中国儿童文学，这个系统及生产方式都不外在于由人、儿童文学和中国情境所构成的结构。因此，考察中国儿童文学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一方面不能离弃百年中国动态的历史语境，另一方面要依循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进程来厘定其关系秩序。如若剥离了历史化或学科化的视野，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不仅难以整饬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而且还会加剧儿童文学“不可能”的话语悖论。学界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能否反映社会真相、如何书写中国式童年等议题的讨论，都源自如何关联思想与文学内在机理的理论难题。承认文学发展过程中历史化语境的作用，并不是要否弃文学本身的自主性，反而要释放和彰显这种文学性。关于文学性的具体意涵，吴晓东将其概括为“人的无法被理性框架归纳的具体性经验”。但是，这种具体性经验仍要放到历史理性之中去检验，否则它也仅是个人性的零散经验。确立了历史化和学科化的视野后，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是如何将思想与文学的关联纳入上述视野，从而真正实现诗、思、史的辩证统一。

文学与思想之间既是一种生成关系，也是一种秩序体系。在百年中国的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内蕴的思想性与文学性类似于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换言之，这里的思想性是历史化或学科化的思想性，文学性也是历史化或学科化的文学性。置身于历史化或学科化的情境下，文学性不再是简单的形式、叙事，而是浸透着思想的符号系统，而思想性也不再是抽象晦涩的学理观念，而是具有鲜明个性和情感的思维体系。更为关键的是，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延展的议题，体现了时间、空间和制度的三位一体，唯有在历史化和学科化的视野下才能清晰地呈现其变状。尽管如此，思想性与文学性之间仍存在着距离，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以及双向发力并非易事，需要切近中国儿童文学概念本体才能廓清。按照高玉的说法，“文学性”是一个舶来品，传入中国后，它变成了“对文学定义、文学本质以及文学对象的探讨”。这样说来，文学性是最能表征中国儿童文学之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本要素。果若如此，那么该如何安放中国儿童文学概念中的“儿童性”呢？没有儿童性的标识作用，文学性就容易泛化为具有普遍性的形式，进而无法让现代中国思想进驻儿童文学内部。尽管儿童性并不等同于思想性，但在建构中国儿童文学概念的过程中，“儿童”是作为思想性的符码而存在的，它的出现使其成为新的“文学”形态，而新的文学形态背后是百年中国的情境及思想文化状况。借助这种结构性的联结与互动，“中国”“儿童”和“文学”三者的语法及生成关系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

概论之，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实际上是其文学性与思想性的交互史。回到历史语境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既要洞悉时代思想对文学的引导及驱动，又要开掘文学对于时代思想的顺应及抵抗，两者的相互作用汇聚为一种鲜明的中国儿童文学经验，照见了百年中国发展的过程。叶圣陶《稻草人》的出场是现代思想牵引的产物，但时代精神却并不能以“宣言”或“教化”的方式存在。困扰叶圣陶的不是中国式“文学童话”到底是怎样的形式，而是如何在童话文体中安放时代的内涵。在“为儿童”与“为成人”的两歧中，叶圣陶无奈择用了“童话小说”来融合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冲突，但这种叙事逻辑生成的“童话小说化”却仍然无法解决前述矛盾，反而制造了王泉根所谓“稻草人主义”困结。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是找寻融合思想性与文学性发展的儿童文学文体样式，并借助两者的一体性来抉发儿童文学参与社会进程的话语经验。在这里，历史中的文学和思想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无论是班马的“前艺术”理论、吴其南的“文化阐释”，还是王泉根的“主潮”、朱自强的“进程”研究，都没有倚靠文学性或思想性的某一端来考察问题，而是建构起了双向参照与互动的研究视野，从而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研究。这类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中国儿童文学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关系研究要抛却本质主义思维，确立其在知识学科化中的边界和定位。显然，那种以思想史作为评价中国儿童文学唯一标准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其后果是“让历史适合某种先验的‘本质’”，此类研究不仅放逐了文学性，而且也抑制了思想的穿透力，更曲解了历史本身的规律。此外，本质主义思维还体现在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法来套用儿童文学，进而整体性地将儿童文学降格为现当代文学的副本。这样一来，看似是从一体化的角度来考量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实质上却以一种整体性的霸权抹杀了儿童文学的自主性，儿童文学的诸多独特思想或文学形式必然被简化。事实上，这种捆绑的整体性已然“耗尽了自己的历史能量，失去了历史化解读的能力”。为此，重申中国儿童文学知识学科化的主体性尤为必要。中国儿童文学具备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条件，拥有自主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其视为“二等学科”。一旦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地位被贬抑，其文学性与思想性的品格也将随之降格，两者的一体化协作也将无从说起。

从学理的角度考察，历史化与学科化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和关联性。历史化和学科化都不是随意堆砌和组织文学材料，两者都需要对文学材料进行分类和整合。知识学科化开启了一种规范化、形式化和现代化的学术研究进程，它不仅确立了概念、术语、范畴和命题，归置了知识体系，而且确立了学科边界及话语秩序。在此系统中，中国儿童文学思想性与文学性的交互关系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在知识学科化进程中得到确认并发挥效能的。由此，这里的思想性和文学性都被赋予了学科知识的解释，从而保障两者之间始终保持学科化的对话。如果不是先有了“儿童”观念的“发现”，就不可能有“儿童文学”的“发明”。其中，思想优先于文学而存在，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学逻辑。而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又不断创构新的思想，这些新创的思想丰富了此前的儿童思想，并促发作为新文学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繁荣和发展。从文学与思想交互的“点”向“线”“面”“体”转换可以发现，这一联动的机制是历史化与学科化的结果。相对而言，缺乏学科化配置的“思想”或“文学”是松散的，两者关系也就脱逸了学科化的整合和合力，而无法形成思想传统和文学传统，进而难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构成要件。增添了知识学科化的规约后，文学性与思想性的勾连被置于自主知识体系之内，这种小系统与百年中国历史化的大系统之间产生新一轮的结构整合，以此重构更大层次和规模的一体化运作模态。

面对各类思想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联，历史化和学科化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历史化和学科化不仅提供了两者互动的舞台，而且能帮助我们跳出“历史”和“学科”的迷雾来反思前述关联。在论及文学的历史化时，南帆指出：“‘历史化’倾向于冷却冲动，撤离现场，对于起伏的激情潮汐打一个问号。”由于没有在静止的状态下思考两者的关系，那种因时间和学科产生的距离反而能更为清晰地洞见历史的真相。质言之，超越了对历史、学科的抽象性阐释，就能将中国儿童文学从固化的“文学/历史”对立的结构中解放出来，并借助长时段的观照，发掘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变化中的结构”。这种图景的发现对于重新理解文学性与思想性的一体化颇有裨益，它需要对以往既定知识作一次脱嵌、深入、再融合的重审，所得出的结论也更具合理性。譬如，“儿童本位论”是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它让曾一度在历史中“消失”的“儿童”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回到其本位上来。应该说，这种表征现代的思想甫一出场就带动了文学的变革，一种新的文学类型由此具有了合法性的理据。但是，在历史化和学科化的过程中，儿童文学界有意或无意地为这种思想植入了绝对化的价值。在阐释“儿童是什么”“儿童文学是什么”时，很多学人为了凸显儿童的“本位”性，先验地设置了成人居于本位的假想，进而抽空了儿童/成人、儿童文学/成人文学之间的通约性，也造成了两者文学性之间的隔绝乃至敌对。其后果正如杜传坤所说：“儿童文学成为儿童唯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而这种绝对二分的做法在知识学科化、专业化的进程中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跨学科实践。在分科立学的体制中，学科的作用是制定知识分类的框架，然后实施专业化的组织、协作及评价。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归因于这种知识学科化体制，但在此体制中文学与思想的关系有待重审，而重审不是“解读”和“再解读”的叠加循环，而是要构建全新的“文学与历史”的框架。因而，引入历史化和学科化视野的初衷是探究中国儿童文学结构内部的肌理，在还原历史化、学科化过程中重构文学与思想一体化的面貌。

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框架中，思想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是辩证统一的，两者绝对分立会造成中国儿童文学本体结构撕裂的后果。这种统一是在历史语境中不断调整、协商的产物，其撕裂则不仅昭示在文本表层叙事与深层意涵的脱节，更根源于现代性启蒙与审美反思的内在张力未能获致创造性融合。因此，唯有建构起思想性与文学性一体化的机制，才能合力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展。类似于历史化是一个未完成的开放历程，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化也始终在跋涉前行的道路上。历史化不仅是将文学置于时间序列中加以考察，更意味着对学科自身形成史进行批判性反思。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对“何谓儿童”“何谓文学”及“何谓儿童文学”等元问题的持续追问，这也使它的知识生产具有内在的反思特质。历史化关涉学科建制，更指向学科内在传统的梳理、基本范式的确立以及未来路径的勘探。这一将文学经验不断转化为可阐释与可传承的学术话语的辩证过程，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自主、学科发展、学科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它必须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反观、界定并建构自身。

在历史化和学科化的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不是脱逸思想的文学性，也不是指涉一种简单文学或特殊文学的封闭系统，而是在中国思想文化语境中标示中国性、儿童性和文学性的复合结构。这里的中国性，要求文学扎根于民族的文化土壤与精神谱系，处理好自身的现代性转型议题；儿童性规定文学深入儿童的生命哲学与主体体验，建构契合其认知与情感结构的审美世界；文学性则需要在继承普遍的美学与叙事规律的基础上，创新其运行方式。三者在历史实践中互相渗透、彼此塑造，共同构成一个开放且富有张力的意义场域。思想影响与文学生成的有效勾连，正发生在这一场域之中，它搭建了中国儿童文学内外互通的桥梁，使其结构的肌理、面向和基质能更好地显现出来。从学科化到跨学科的转换深入地促成了思想与文学的内在勾连，它不是要否弃学科本体，而是积极回应学科内外问题，以期夯实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石。同时，跨学科互涉旨在为学科建设提供多元化的观照视角，它也并非模糊学科主体，而是引导儿童文学回归其本具交叉性的发生现场。外源性资源的引入必须经过学科本体论的消化与过滤，其最终目的是使学科自主性在对话中得以强化，理论根基在碰撞中不断夯实，而非在封闭中走向僵化或开放中迷失自我。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在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及历史化、学科化的嵌入中予以把握。思想性与文学性的辩证统一是其内在的动力及枢纽，而历史化与学科化则是其外部的建制轨道，两者联动，共同规约着其知识生产的基本形态和发展方向。在此情境下，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立足于思想成为文学内在结构的发生情境，系统考察文学表达思想生成的立场、机制和方案，在学科建制与历史建构的脉络中，夯定中国儿童文学在百年新文学整体格局中的新坐标，以此推动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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