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欢 赵锐涵: 中国儿童文学在韩出版情况分析

儿童文学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与落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相较于成人文学的意识形态张力或娱乐属性，儿童文学更易通过故事化、情感化与具象化的表达方式，实现“低冲突”与“低折扣”的文化浸染。

韩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国家之一，与中国在文化消费习惯与教育理念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市场。目前来看，虽然已有曹文轩、沈石溪、常新港等知名作家及其作品受到韩国读者的欢迎，但整体而言，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尚未充分契合韩国市场的消费能力与接纳空间。基于此，本文深度剖析中国儿童文学在韩出版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策略，以期推动儿童文学在韩国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升。

一、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历程

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经历了由零散译介走向体系建构、由民间自发走向专业运作、由市场边缘走向主流接纳的发展过程，逐渐呈现出系统化、专业化、主流化特征。

（一）从碎片化引进到矩阵式构建

虽然中国儿童文学进入韩国市场较早，但在2000年之前，韩国市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了解多局限于《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和一些当代作品的零散译介。2000年是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的重要转折点，随着曹文轩作品《红瓦》韩语版的出版热销，中国当代原创儿童文学开始真正进入韩国主流出版视野。在曹文轩的领军效应下，郑渊洁、黄蓓佳、沈石溪、常新港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也逐步登陆韩国市场，形成了名家引领、类型互补、持续输出的系统化传播格局，共同构筑了中国儿童文学在韩国的文化形象。

随着中韩出版合作的逐步深化，韩国出版社通过与中国优质的少儿出版社建立稳定、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打通了作品遴选、版权输出、翻译出版和市场推广的全链条。特别是2013年韩国宝林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百年代表著作选”，系统遴选出31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译介至韩国。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中最为庞大和全面的一次出版工程，韩国读者也因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儿童文学认知框架。

（二）从民间自发到产业协同

中国儿童文学在韩出版与传播的专业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早期传播阶段以韩国小型出版社与民间译者自发尝试为主，缺乏明确的市场定位、品牌意识与长期规划，社会反响十分有限。2000年，《红瓦》韩语版的畅销使韩国出版界意识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市场潜力，随即四季出版社引进了曹文轩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作品。随着中国儿童文学影响力逐渐提升，以宝林出版社、四季出版社等为代表的韩国头部童书出版机构进一步将中国儿童文学纳入其全球出版战略框架。这种由专业出版社主导的传播方式，显著提升了选题精准度、出版规范与市场效率。

翻译的专业化为中国儿童文学跨越语言藩篱提供了深层保障。以全秀贞、窦全霞等为代表的中韩双语译者出现，他们兼具中文文学素养、韩语表达能力与跨文化理解力，能够较好地平衡“忠实于原作”和“适应韩国读者接受习惯”之间的张力，使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从文本输入上升为文化转译。营销推广的专业化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儿童文学在韩国的市场覆盖。韩国童书市场具有成熟的分销体系与阅读推广机制，在线上渠道方面，依托Aladin、Kyobo、Yes24等大型电商平台进行销售与推广；在线下渠道方面，则通过实体书店、阅读沙龙、国际书展、公共图书馆等推动作品传播，共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从单纯的商业出版物向公共阅读与教育文化资源的转化。

（三）从边缘读物到教育准入

随着以曹文轩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在韩国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儿童文学逐渐得到来自韩国教育部门、主流媒体以及大众市场的认可，实现了在韩传播的主流化升级。

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作者与作品得到韩国主流媒体的积极评价。《红瓦》韩语版被韩国主流媒体《中央日报》评选为2001年度“十本好书”之一，标志着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正式获得韩国主流知识阶层的审美认同。随着更多作品被译介和传播，韩国媒体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认识逐步深化，一些中国作家被赋予了鲜明的文化定位与审美标签。比如，韩国媒体将曹文轩作品评价为“最贴近韩国儿童心灵的外国文学”，赞誉中国作家黄蓓佳是“最有亲和力的中国作家”。

大众市场的认可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的主流地位。《红瓦》《青铜葵花》《土鸡的冒险》等韩语译本成功跻身韩国畅销童书行列，得到了韩国普通家庭、青少年读者的广泛喜爱。以常新港代表作《土鸡的冒险》韩语版为例，在Yes24、Kyobo、Aladin等韩国主流电商平台获得了几近满分的读者评价，韩国读者普遍认为“有趣”“感动”“有帮助”。^[1]这表明中国儿童文学在韩国读者群体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

进入韩国的教育体系，是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主流化的最高表现。教育准入意味着作品不仅被视为可阅读的文学作品，更被视作具有审美教育、人格养成和文化认知功能的教育资源。曹文轩《红瓦》中第九章《染坊之子》被韩国全国语文教师协会编入全国通用高中语文教材，实现了中国儿童文学与韩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首次衔接。他的《草房子》《青铜葵花》及常新港的《土鸡的冒险》等多部作品入选了韩国“中小学生必读书籍”，中国儿童文学正在成为韩国青少年文学教育和阅读文化的一部分。

二、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的困境与不足

尽管曹文轩、常新港等少数中国作家与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韩国市场，赢得了韩国读者、媒体与教育界的积极评价，但从整体传播格局来看，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仍以个案性突破为主，尚未形成稳定、持续、可复制的传播生态。译介动力不足、品牌产品薄弱、多模态传播能力有限等结构性问题，制约着中国儿童文学在韩国市场的进一步深化与扩展。

（一）译介动力不足与专业翻译人才短缺

译介是中国儿童文学进入韩国市场的首要环节，也是决定能否被有效理解、接受和传播的关键基础。韩国儿童文学市场高度成熟且竞争激烈，长期以来对欧美经典作品的依赖度较高。受这种既有市场结构影响，韩国出版机构在对外引进时往往更偏向已经在全球范围获得广泛验证的英语作品，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市场潜力和商业回报预期相对保守。这种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使中国儿童文学在选题引进阶段便面临较高的门槛。

此外，译介人才短缺与翻译质量的不稳定，制约了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的质量与深度。相较于英美儿童文学在韩拥有更成熟的译者培养体系与长期合作机制，精通中国文学的专业译者数量较少，目前许多作品的外译工作由国内非母语译者完成，缺少韩国本土译者的参与。同时，韩国出版界为了追求效益大幅压缩翻译周期，导致翻译质量普遍不高，许多作品仅满足“文从字顺”的低标准。^[2]译介动力不足导致我国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未能顺利进入韩国市场，而翻译质量问题使作品即便进入韩国市场也很难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二）品牌化产品数量少且类型相对集中

在韩国童书市场，品牌化、系列化是获得持续影响力的重要前提。无论是本土作品还是引进作品，都十分依赖IP品牌来建立读者认知。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仍以个别作家和个别作品的成功为主，尚缺乏较为成熟的品牌矩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播的可持续性。

一方面，韩国读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认知集中于曹文轩、常新港等少数知名作家，其他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韩国的读者基础薄弱，且这种认知主要依赖个体作品的口碑传播，而非全面的品牌建构。相比之下，日本讲谈社的作品系列和美国“神奇树屋”式的系统化品牌输出，则更具辨识度、延展性与市场号召力。另一方面，在韩形成影响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类型相对集中，现实主义题材占据主导地位。当前韩国少儿文化消费正在向轻阅读、幻想叙事及强互动内容发展，尤其是K-Fantasy（韩式幻想）与Webtoon（网漫）叙事对青少年有较强的吸引力。与这种市场趋势相比，中国儿童文学向韩国输出的题材和叙事相对传统，缺少契合新一代读者阅读偏好的作品。

（三）多模态传播较弱与跨平台开发不足

媒介深度融合背景下，文化产品竞争早已从单一的文本竞争转向跨平台、跨媒介、跨场景的综合竞争。审视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路径，仍过于依赖传统出版机构主导的单向推介与纸质分销模式，尚未充分融入韩国高度成熟的数字阅读生态和社交传播体系。

首先，中国儿童文学在韩国市场的可见度仍然偏低。尽管作品入驻了Kyobo、Yes24、Aladin等主流电商平台，但多停留在可购买、可检索的层面，缺乏与平台推荐逻辑、读者互动机制和内容营销策略的深度结合。尤其在韩国读者活跃度较高的Naver Blog、YouTube、Instagram等内容社群中，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相关讨论较少，尚未有效进入韩国日常阅读分享和社交推荐体系。

其次，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的跨媒体开发能力仍然较弱。当前韩国儿童文化市场普遍强调图书、动画、影视、游戏、教育课程等产品的协同联动，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也越来越依赖其跨媒介转化能力。相比之下，中国儿童文学产品形态仍以纸质书为核心，多模态形式开发不足。尽管一些优秀作品具备衍生品开发的潜力，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IP整合营销，很难通过IP开发进一步拓展受众群体，导致作品的受众规模、传播效率与生命周期都受到较大影响。

三、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效能的提升策略

市场化是出版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重要路径。^[3]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要以市场为导向，立足目标读者需求，将市场化理念充分融入内容生产、译介机制、渠道推广与品牌经营的出版全链条，逐步形成兼顾文学价值、文化传播与市场转化的综合传播体系。

（一）内容生产：价值共振与数字赋能

1.对标韩国童书功能，构建东亚叙事话语

内容始终是儿童文学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基础。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效能的提升，必须在内容层面实现与韩国儿童文学阅读需求、教育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心理的有效对接。这要求出版社在选择向韩国输出的具体作品时，应充分研判目标市场对儿童文学的功能诉求。韩国“新课标”《2022修订版语文课程教育大纲》强调，为培养学生的主体性，文学教育被赋予了引导学生实现自我、形成价值态度与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使命。^[4]在对外引进儿童文学时，韩国遵循“发展语言能力”“提高认知能力”“培养情感智商”“提高道德水平”“发展社会性”等标准。^[5]基于此，面向韩国传播的儿童文学作品应重点挖掘中韩共享的东亚文化资源，如家庭伦理、责任意识、个体成长与共同体认同等主题。在具体的内容生产中，可采取小切口、深立意的叙事方式，将中国故事、中式哲学润物无声地融入到作品叙事中。不仅如此，还可直接面向韩国市场进行本土化的选题开发，充分满足读者需求将更有利于融入主流市场。

2.适配数字生态，驱动多模态交互体验升级

除了优化主题与叙事之外，还应积极适应韩国数字阅读生态的发展趋势，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从单一纸质文本向多模态内容产品升级。韩国拥有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与教育信息化环境，电子书、有声读物、互动绘本及沉浸式阅读产品在少儿阅读市场中持续增长，形成了“纸本为主、数字补充”的复合型少儿阅读生态。这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口，在纸质书版权出口的同时，同步开发有声读物、互动绘本等复合出版模式，通过声音、图像、动画、交互场景等多模态手段，增强作品的沉浸感、趣味性和参与感，从而更好地适应韩国“Z世代”和“α世代”的阅读习惯。尤其对于蕴含丰富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通过打造“可走进”的故事世界，以更生动、更活泼的方式提升中国故事的传播效能。

（二）译介机制：构建在地化中韩协作模式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再建构。有研究显示，阅读中受翻译困扰的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往往更偏向于负面。^[6]因此，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效能的提升，需建立更稳定、更专业的在地化中韩协作译介机制。

在专业译介人才的培养中，可与韩国知名的出版机构、高等院校等合作设立中韩儿童文学翻译工作坊，重点定向培养精通儿童文学、熟悉两国文化、了解童书市场的优秀青年译者，将原有童书翻译的临时性项目合作转变成常态化、制度化的人才供给机制，为实现翻译的本土化提供保障。在翻译质量的把控上，应完善“本土译者翻译—中方专家审校—韩方编辑优化”的协作流程。儿童文学对语言自然度和阅读亲和力要求极高，可由韩国本土优秀译者承担主要翻译工作，再由熟悉原作语境与中国文化的中方专家进行审校，最后由韩国编辑团队根据本土出版规范和儿童阅读习惯打磨作品，既保证译文忠于原作精神，也有助于提升语言流畅度和市场适应性。在译介的具体实践中，应在必要范围内进行适度的再语境化处理，作品的书名、封面、插画风格、文案表达乃至部分文化细节，均可在不损害原作精神的前提下进行本土化调整，使之更符合韩国读者的审美经验和消费心理。只有真正理解韩国儿童、家长、教师和市场的阅读逻辑，中国儿童文学才能实现从“被翻译”到“被接受”的实质性跨越。

（三）渠道推广：嵌入社交生态与主流评价体系

韩国是全球社交媒体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图书传播早已不局限于出版发行本身，Naver Blog、YouTube Kids、Instagram等是影响家长购买决策的重要平台。基于此，中国出版机构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作为重要的作品推广阵地，深度经营垂直化的读书社群，结合各平台特点分别设计差异化的宣传方案，比如在Naver平台运营官方品牌博客，与YouTube平台博主合作推广，在TikTok平台发起#BookTok话题等，提升作品在韩国读者中的关注度、参与度和讨论度。

深耕韩国的教育体系也是推广作品的重要渠道。韩国基础教育高度重视课外阅读并对课外阅读有明确要求，学校图书馆在韩国基础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儿童图书的重要采购方之一。中国出版机构可积极参加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KPIPA）、韩国国立儿童青少年图书馆等组织的各类评选，尝试推动优秀作品入选“学校推荐书目”，并策划配套出版教师指导手册、课堂活动方案、阅读讨论资源等配套内容，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由阅读材料向教学资源转化。

（四）品牌建设：矩阵化经营与读者生态培育

为实现在韩国市场广泛而持续的影响，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中国故事”品牌，需从零散授权模式向品牌化运营转变。韩国读者通常具有较高的品牌忠诚度，一旦某位作家或某类作品获得市场认可，其后续作品、同系列或同风格作品往往迅速获得关注。因此，对已在韩获得良好口碑的作家和作品，可进行系列化和品牌化拓展，通过推出姊妹篇、主题系列、作家专栏等方式强化品牌认知。

与此同时，品牌的存续与发展有赖于成熟、稳定的读者生态。中国出版机构可对韩国成熟的青少年阅读推广经验进行借鉴。例如，韩国国立儿童青少年图书馆发起“书虫”（Bookworm）计划，通过招募中学生阅读爱好者向同龄人推荐图书，有效激发了青少年的阅读热情。可采取举办中韩图书联展、中韩青少年交流活动、校园阅读推广等方式，推动建立常态化阅读交流机制，培养稳定的核心读者群体。

四、结语

中国儿童文学在韩传播实践揭示了以儿童文学为媒介进行中韩文化交流的巨大潜力。从经验来看，传播效果是“内容—品牌—市场”耦合协同的结果。未来随着“十五五”时期出版业数智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中国出版业应继续秉持“以书为媒、以文载道”的初心，深化与韩国出版界、教育界和数字平台的合作，提升内容供给质量，完善本土译介机制，优化数字传播矩阵，加强产品品牌建设，依托独特的文化内核与创新活力，在韩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展现出更强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作者：张欢，南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出版研究院研究员；赵锐涵，南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本科生）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网络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与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TJXCQN24-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