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翔宇 孙天娇】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路径与认同教育

溯源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机制与发展路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题旨是其知识生产的主导路向，且深刻影响着国民认同教育的实施与推进。在书写中国式童年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语境下，如何理解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对于考察儿童文学的价值论至关重要。促进文化认同的重点在于“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对应着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收集”、“创造”与“翻译”三条路径。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现代整理、域外儿童文学资源的本土转化、中国儿童文学的向外译介与民族儿童文学的创新创造，共构了中国儿童文学现代传统的多维面向，在深化少年儿童认同教育的同时也为讲好中国故事赋能。

关键词：

儿童文学；知识生产；认同教育；民族性；文化主体性

正文

教育性是儿童文学的重要属性，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围绕教育性与文学性的讨论从未断绝，这种学术思辨深刻影响着每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创作走向。迄今为止，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对其认同教育功能的探究仍有缺失。实际上，阅读儿童文学是少年儿童接受认同教育的关键途径。“五四”以降，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发现与发明成为“人的文学”的确证，也使得儿童文学作家担负起“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的历史使命。儿童文学对儿童主体性的探寻指向人的主体性建构，并最终关联着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溯源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机制与发展路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题旨贯穿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且深刻影响着国民认同教育的实施与推进。在个体诉求多元的当下，重新审视和厘清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对于儿童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不仅关涉少年儿童的个性成长，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现阶段，如何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成为进一步深化认同教育的关键议题。从学科体系建构逻辑上看，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对应着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三条路径，即整理、创作与翻译。正是基于对这三条路径的探索，儿童文学深度介入“中国式童年”建构工程，各民族儿童也在审美接受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强化了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

一、传承：“传统的发明”

与文化核心符号

儿童文学是一种向儿童开放的“知识集”，这意味着儿童读者通常被默认为具备理解文本的生活、文化、文学知识，并在阅读过程中进一步加固相关认知。从知识传播路径来说，儿童文学的运行依赖代际间的文学创作与接受。同一文化系统中，成人为儿童创作的作品既是两代人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密切关联着一个多民族共同体间文化认同的建构。认同的核心是身份，它将个体识别为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的独特主体，并在其统一体中包容自身所有内在变化与多样性，从而使个体始终保持自我同一，获得稳定身份。伴随主体论的流变，三种不同的身份认同模式进入研究视野：一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二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三是后现代的去中心身份认同。聚焦儿童文学的身份认同建构，认同感的获得既是个体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也是民族国家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基础。儿童文学在代际间打造的共通意义空间使得相同的历史记忆通过阅读这一行为引发审美情感共鸣，进而帮助儿童完成社会化过程中的身份认同。

认同和记忆在个体层面紧密相连，“认同需要通过记忆行为来建构和重构，即记住自己是谁、把过去之自我与现在之自我联系起来”。成长是儿童文学永恒的主题，对于“我是谁”的追寻在确证自我身份主体性的同时，也强化了民族身份认同，这一切离不开记忆对“过去之自我”的回溯与审思。而在集体层面，记忆表现为历史经验，“历史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没有这种形式，一种集体的认同感是不可能的”。当代社会，信息技术革命将历史研究的重心转移至个人、文化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层面。“历史是关于身份认同，关于我们是谁、从何而来的一门学科。在确认身份的其他条件，例如阶层、地域区分越来越不明显的时候，历史开始介入并填补空白……”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我是谁”到“我们是谁”的思考锚定个体在世界中的位置，这是身体之外的精神维度的成长，也将身份认同的范畴扩展至文化层面。“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地大物博造就中华民族的多样性，地域、血缘等客观条件难以涵纳民族特性，生发自历史根脉的文化认同成为确证民族身份的核心，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反顾传统的意义所在。

中国儿童文学是一个独特的文类，关于它诞生于何时历来多有争论。新时期以来，围绕中国儿童文学起源问题，学界主要划分为“古已有之”和“现代生成”两大阵营。王泉根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确是‘古已有之’，有着悠久的传统。”朱自强则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这一观念，是在从古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代产生、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古代，只有现代。”论争双方极具代表性的言论反映了儿童文学理论发展与学科建设中的道路分歧与磋商，进而引发关于儿童文学定义的重新思考。在王泉根看来，《搜神记》里的《李寄》一篇是中国古代经典童话；方卫平也指出，明代吕得胜、吕坤的《小儿语》和《演小儿语》是古代的儿歌童谣。但朱自强认为，《李寄》、《小儿语》和《演小儿语》这类作品都不能直接视作儿童文学，若要将之供给当代社会的儿童阅读，必须进行现代改写。抛却本质论与建构论的理论缠绕，暂且不论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场儿童文学起源论战中双方都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是，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儿童文学资源，且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当代儿童文学。当我们返归元概念，不难发现中国儿童文学由“中国”、“儿童”与“文学”三个关键词所形构，其中“中国”一词指向儿童文学的民族性。如果说中国儿童文学的概念发轫于现代思潮的涌动之中，那么其民族性的质素则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构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重要一环。

在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读物出现以前，古代儿童并非没有可以阅读的文本，相反因为成人与儿童划分界限的模糊，两者的阅读范围与知识来源高度重合。神话、传说、寓言、歌谣等文学体裁产生于文字之前，它们不仅是一种叙事方式，更反映了先民的生活状态与思维模式。依据复演论的推衍，儿童向成人转变的过程再现了人类发展的历程，因而儿童与原始人具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两者在最初阶段都以为万物有灵，这种泛灵思维是以自我的所思、所想、所感投射万物，某种意义上也是追求自我认同的一种特殊表现，并逐渐演变为幻想叙事的底层逻辑。正是基于这种思维结构上的类同，神话、传说、寓言、歌谣等体裁同时面向“民间”与“儿童”两类受众。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口头到书面的历史演进，儿童的文学接受也经历着从耳治到目治的阶段性过程，神话、传说、寓言与歌谣的口语特征显著助益了儿童从“听”到“读”的状态转换，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儿童的自我认同。“述”与“作”铸就了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在“作”的文学中同样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有趣、语言浅易的作品适合儿童阅读。《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小说故事充满幻想色彩，唐诗宋词诸多篇章朗朗上口，这些作品隶属于古代汉语的书面语系统，当代儿童接受起来需要一定的语言基础，但回归历史语境，它们对于古代儿童来说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审美作品。此外，用以充当教材的蒙学读物偏向知识性文本，文学性有所欠缺，但经典作品如“三、百、千”在传授识字教育、历史文化常识与人格修养等知识时，语言尤其简练，同样具备一定的审美特质。明人吕坤称：“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见闻、日用、义理，这些启蒙内容在历史框架中生产的儿童知识所传递的核心价值观念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进而成为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凝聚力所在。

古代丰富的“类儿童文学”受时代所限并没有形成专门的文类，但作为一种缄默知识，它们长久地塑造历史受众，并作为思想文化资源滋养着现代儿童文学。对于当代儿童而言，上述文言体系中的文学作品接受起来需要经由一次语言转译，但其所构建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仍然强有力地跨越时空葆有鲜活生命力。“我们所有的新思维、新解释，都是旧有符号文本的累加、变化、移用”，符号的不断累积与刷新生成庞大的符号集合，最终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文化心理。在文化意义系统中，文化符号是“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因而深化儿童文学认同教育的落脚点依然在于凝练凸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相较于随社会经济、历史环境而转变的“随机符号”，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则是传承中华文化必不可少的“核心符号”。通过符号与象征的再现机制，语言构筑起坚固的“民族想象共同体”，这也反映了语言的工具属性与思想本体性一体两面，不可分割。当我们追溯人类为什么要讲故事时会发现，“叙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抱团取暖的行为”，“群体感既表现为对自己人的认同与接纳，又包括对异己的排斥与抵制，语音因此成为识别敌我友的利器，在用声音统一自己的民族上，许多伟大的故事讲述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神话、传说、寓言、歌谣就是这样的存在，它们不仅仅是故事，更是由讲述与听取行为联结起来的群体精神，以共享文化的形式稳固一个群体，为这个群体的延续提供保障。而当口头传统转向文人传统后，语言的“抱团”效应更为明显。文言文区别于口语，是一种有门槛的语言体系，它以更强烈的排他性构筑了更集中的归属感，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原有群体结构。

现代以降，伴随新思想与新语言的双重革新，“儿童”被发现，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得以真正产生。因此可以说，儿童文学是一种现代风景，其语言的发展受到现代语言变迁的推动，也是语言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参与了民族母语现代化重构的伟大工程。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郭沫若曾指出，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的方法不外乎“收集”、“创造”与“翻译”三种。论及“收集”一途，郭沫若认为：“童话童谣我国古所素有，其中必不乏真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仿德国《格吕谟童话》（Maerchen gesammelt durch grimm）之例，由有志者征求、审判而裒集成书，想当能得一良好之结果。”有感于儿童读物匮乏的状况，周作人呼吁：“希望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逐渐收集各地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编成几部书，供家庭学校的用，一面又编成儿童用的小册，用了优美的装帧，刊印出去，于儿童教育当有许多的功效。”在周作人看来，收集各地歌谣故事对家庭、学校教育与儿童的阅读具有重要意义，是建设儿童文学的必要路径之一。针对童话的建设，张梓生也曾表达过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国也该有人出来，将自己国内流传的大大的研究一下，把有关本民族特性的发挥一番。”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周作人等所倡议的“收集”并非过去之“骸骨”的陈列，而是对于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在语言与思想层面需要经历儿童化与文学化的再创作。从本质上说，“儿童”与“儿童文学”是一种“风景的发现”，这种颠倒的现代装置决定了儿童文学对于传统资源的利用是立足当下、重建过去的“传统的发明”。赵景深论及民间童话的辑录时尤其强调它们在“发扬我国民族的精神”层面的作用，这表明它们既是民族精神的表征，也是民族认同感的源泉。毋庸置疑，传统是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承载着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认同教育的推进至关重要。

从民间文学对儿童成长与阅读的滋养到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叙事、话语组成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形塑着文化记忆。当我们考察中国文学的认同机制时，所讨论的“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通过记忆行为来塑造和重构的认同同样需要返归当代语境。儿童是民族国家的未来，中国儿童文学所创构的是一种成人与儿童代际间的现代想象，其对于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某种意义上也反向形构了过去，目的在于将过去与未来联结，从而建设一种“指向未来的知识资源”。

二、创造：“儿童”的

想象与身份认同

文化认同作为一种现象存在已久，但其作为一个问题却是在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危机中才得以凸显的。晚清以降，急速发展的现代性思想对传统观念造成巨大冲击，在民族传统性断裂的危机中，文化认同作为紧迫的中国问题被提出和研究。受西方文明冲击而诞生的中国儿童文学无疑是一种现代产物，不可否认，它与中国古代文学有新与旧的本质差别。儿童文学的概念和知识框架来自西方，短时间内大量引入的域外资源迅速填充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畛域，也衍生了主体性丧失的隐患。在探究文化认同的根源后，崔新建提出，“认同的目的是为了使自我的身份趋向中心”。无论对于个体还是集体而言，自我身份边缘化的焦虑一直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议题，而儿童文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儿童”这一身份的定位与可能性。“作为个人，作为民族，我们看到的是，对于自己应该是什么样，我们是如何想象的。”真实的世界与想象的世界借助语言文字的符号系统融合在一起，文学想象着儿童，也塑造着儿童。儿童作为现实的人是客观存在的，但古代社会并没有将儿童从成人的领域里独立出来，他们长久以来的社会定位都是“成人的预备”或“缩小的成人”。现代儿童观的诞生使我们思考儿童应该是什么样的，儿童文学描绘的则是我们如何想象儿童。儿童首先是作为“人”独立存在的，“五四”时期，“儿童”的出场完善了“人学”的内涵，它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社会现代转型的核心引擎。作为“人的文学”序列之一，“儿童的文学”必然离不开对儿童性的书写。

从学理逻辑上看，“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一种适于他的文学便应运而生”。这种文学要求：思想上吸引儿童，即“由儿童底感官可以直愬于其精神底堂奥者，以表示准依儿童心理所生之创造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语言上亲近儿童，即“既须简洁平易，又得生动活泼；还得‘美’”。简言之，儿童文学在思想层面与语言层面都需要具备儿童性与文学性两种特质。语言与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新的语言形式和新的思想内容是互相随伴着而来的”，现代语言变迁既是新思想的表征，也是思想革新的成果，儿童文学的“身份”属性最直观地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儿童文学概念本身蕴含着儿童与成人的混杂性，研究儿童文学语言势必涉及儿童语言、成人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多重话语体系。儿童文学是成人作家创作、儿童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成人与儿童代际间的冲突与交流是其语言形态限制与张力的根源。成人话语与儿童话语的对抗、融合既是儿童文学结构性困境的因由，也是儿童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的原点，开拓了儿童文学独特的话语空间。在深入剖析儿童文学内在结构之后，我们可以将儿童文学的问题还原为“说什么”与“怎么说”两个方面。儿童和成人的话语主导权在文本中的此消彼长深刻影响了儿童文学的语言形式与思想表达，因而想要准确定义儿童文学，必须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为成人”与“为儿童”的两歧中进行综合考量。

旧的语言文字系统孕育了过去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人群的发展、重组包括新文学的创设则需要“以结构性失忆及强化新集体记忆来达成”。1922年，叶圣陶发表的《稻草人》开创了中国儿童文学自主创作的道路，鲁迅高度评价其“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稻草人》以作品的形式展现了儿童文学学科结构中隐匿的“两幅笔墨”，在“为儿童”还是“为成人”、“为人生”还是“为艺术”间的游移，既反映出叶圣陶个人儿童观念与文学实践之间的两难困境，也预示着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无法避免的创作难题。文本中掺杂的“成人的悲哀”体现了故事主人公在儿童身份与成人身份之间的摇摆，其背后隐藏的是成人作者与潜在的儿童读者在身份认同上的暧昧性。虽然儿童文学的接受者是儿童，但其创作者却是成人，这正是儿童文学结构性困境的根由。“童话体小说”杂糅的文学形态很能代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基调，总体来说，此后的儿童文学创作依然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向度间来回摆动，只不过不同时期偏向不同的一端而已。沈从文最初创作《阿丽思中国游记》时想要塑造的是像阿丽思般纯粹的儿童天性，但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却充斥着“社会沉痛情形”，阿丽思小姐的天真也不复存在，可以说极大地损害了作品作为儿童文学的艺术性。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着力于描绘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态，作者对其定位是政治教育童话，但作品中生动的幻想与鲜明的形象所彰显的儿童性反而成就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生动标本”。胡风曾评价道：“由《稻草人》到《大林和小林》，大概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但天翼的童话却取了和《稻草人》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样相。”其实不仅在这段时期，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变历程，儿童文学的创新与发展都离不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博弈，其间隐藏着“为成人”或“为儿童”的身份认同迷思。

在“五四”文化语境中，儿童既是待启蒙的对象，又是民族国家“未来”的隐喻，儿童文学也因此具备了面向儿童的教育性与面向传统的革命性。儿童文学诞生之初就被视为“小学校里的文学”，在“再造文明”的序列中，国语教育的推行为儿童文学的发展赢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而儿童文学的创新又反向助力了国语教育实践的深化，从而成为一种制度性力量，参与到民族和国家的思想大潮之中。教育是推进民族与文化认同的“关键”，国语新课程教材“改用文学材料的倾向”使得儿童文学深度参与教育改革，一定程度上“产生着身份，或者至少是制造着身份认同”。儿童文学的新人想象统合了“立人”与“立国”双重历史诉求，将儿童形象与中国形象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儿童文学所表达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形成同构关系，儿童作为新人想象的符号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主体身份认同的建构。然而，这也表明，这种情况下的儿童是被成人书写的对象，儿童话语受成人话语宰制，儿童文学“为儿童”的启蒙教育转变为“为成人”的话语实践。

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认同教育的讨论重心有所偏移，从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表达转向对自我认同的探索。现代儿童观及文学观并非一成不变，它们大体经历了“由政治认同到本体认同的过程”，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重新回归到“儿童”及“儿童文学”的本体位置。周晓在这个时期提出的“儿童文学是文学”是对将文学视为附属的工具论的反拨，其最重要的价值是重新强调了文学主体性，契合了时代要求，也将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儿童个体情感与精神的书写上。文化是“人化”，同时又天然带有“化人”的任务。在对“人化”与“化人”问题的重新思索中，个体与集体达成更为紧密的共生关系，即“主体是个别存在的，但是它的存在又处于社会群体的辩证关系中”。个体的成长无法脱离社会文化环境，自我认同的建立也无法撇开文化认同的范畴独立存在，因此讨论自我认同同样是讨论文化认同。同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对民族身份的探索往往落脚于个体的归属感上，民族认同又关联着自我认同。由此，儿童文学的认同教育进一步深化。

进入21世纪，面对海量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的引进、消费经济浪潮的冲击以及大众传媒的急速变迁等外部客观因素，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面临新的主体性挑战。一方面，异质性流行文化的入侵与对域外资源不加筛选的引进容易模糊儿童的民族身份认知，因而为儿童讲述“中国故事”，书写“中国式童年”成为儿童文学的时代主题。一个人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是其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认同成为儿童建构自我身份的核心，它回答了一个孩子应当成长为怎样的人的问题。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开放性造成“童年的消逝”，而在数字时代的当下，这种趋势越演越烈，儿童与成人的边界变得愈发模糊，儿童文学有必要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作品试图超越童年亚文化的范畴，站在人类文化的视角探索更普遍的意义与更多元的可能性，从而面向世界、面向人类。这种潮流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场域，也为“儿童”的主体身份建构创设了更阔大的话语空间。

三、交融：语言转译与

认同的有效区分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由社会类化、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三个过程组成，而“积极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来自内群体和相关外群体的比较”。溯源儿童文学产生机制可以发现，中国儿童文学诞生自中外文化的碰撞，其创构的过程离不开中外两个群体的比较。如果说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认同是在同他人的交往互动中产生的，那么一个群体的认同建构则离不开作为“镜中我”的其他群体。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人格形成的关键过程，民族的文化认同则是民族性格建构的枢纽。从逻辑上说，在主体性获得之前，自我的发现不是自觉的，而是依靠自我和他者的参照生成的。在中国儿童文学初创期，域外资源和传统资源是必不可少的两种资源，它们互为他者，共同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按照文明论“冲击—反应”模式推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经外源性质素激活内源性变革的过程，最终内外两种资源的合流助力了儿童文学创作汇入新文学发展大潮。这个过程看似西方儿童文学资源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异质文化一旦相互接触，彼此间的互渗就不可避免。在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域外资源为传统资源转化提供了“现代”标尺，传统资源则为域外资源的本土化提供了过滤机制。构建中国儿童文学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在于持守“现代化”与“民族性”的价值立场。正是基于民族性、本土化的立场，中国儿童文学不断深化学科主体身份认同的话语实践；也正是基于世界性、现代化的立场，中国儿童文学被纳入世界儿童文学体系，在现代话语建构中获致更强韧的生命力。

在向外译介、向内整理的一体化体系中，引入域外资源最重要的标准是“立足于本民族自身的传统”。中国文学的革新本质上是一种“传统内的变化”，域外资源的引入并非学科建设目的，而是借此建构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对此，郑振铎表明自己面对外国儿童文学资源的态度：“一切世界各国里的儿童文学的材料，如果是适合于中国儿童的，我们却是要尽量的采用的。因为它们是‘外国货’而不用，这完全是蒙昧无知的话。”在谈论译介《月界旅行》的目的时，鲁迅表示：“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鲁迅想要借译介达成的效应是破除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内容，吸收域外资源先进的成分，以改良自身的文化。可以说，这正是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下中国译者面对域外资源的普遍心态。“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学人尤其警惕全盘西化的危害，始终以民族性的标尺衡量译介活动。在这种“抗拒性认同”中，中国儿童文学的建设并没有因为域外资源的大量涌入而丧失中国的本土立场，反而通过与异质文化之间的参照和对话强化了自身文化认同。从语言层面上来说，域外儿童文学的语言形式冲击了中国文学的文言传统，为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更利于现代思想表达的范本，也激发了对于民间语言口语化、形象性的重新打捞，让中国儿童文学获得广阔生长空间。从思想层面上来说，域外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帮助中国儿童文学剔除了传统文化中晦涩、腐朽的内容，使得作品中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更加鲜明，也更有利于其传承与传播。因此可以说，译介域外儿童文学资源的过程也是想象中国、想象儿童的过程，其实质是中国儿童文学在文化互渗中建构自我的现代性。

语言唤起一个群体的存在意识，并界分不同的群体与社会，因而语言成为不同文化的最显著表征。文化交流活动中，差异是对话的前提，一般用语言转译的方式对其进行沟通与弥合。翻译本身蕴含着比较的视野，译者的主体性总是隐匿在转译后的语言之中。在寻求自我认同及与外界相互关系新的可能性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的“语言既形塑所见，也被所见形塑”。“五四”时期，世界儿童文学的译介深刻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中国儿童文学在萌蘖的同时也于译介活动中走向世界。返归历史现场，两者之间并无先后关系，这正确证了人类生存与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他们讲给自己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那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不仅是把故事讲给自己听，还要讲给世界听。在考察儿童文学跨语际传播时，受时代限制，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中国儿童文学的向外译介。相较于域外儿童文学资源的引进，中国儿童文学向外译介确实数量更少、规模更小，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期更是如此。但实际上，从晚清开始就陆续有中国儿童文学向外传播的现象。譬如，晚清至“五四”时期，来华传教士与汉学家编译了一系列“中国童话”集，形成了一股向世界讲述中国童话的潮流。依据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接受国在译介、传播国外文学或文论时，会根据本国文化对文本进行适应性改造，由此“形成一种具有生产性、孕育性的文化新生力量”。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童话”系列文本不仅向世界讲述了中国故事，于世界文学的体系中获致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位置，而且具有“介入性生成意义”，积极参与了世界文学体系的建构，更有一部分中国故事从走出去到回流，再到回流之回流，构成循环往复的传播图示。这个过程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跨文化的翻译既是知识传播的过程，也是知识生产的过程。最初由外国人译介的中国故事成为他们生产中国知识的一种材料和方法。故事里的中国形象极具代表性地呈现了中国知识的生产方向，在流传和变异间折射着现代西方的自我认知。在这种反映与参照的系统中，中国学者意识到他塑的中国形象并不真实，甚至多有扭曲，很快便重新占据向外译介的主导权，开启了儿童文学自塑中国形象的道路。中国知识生产过程的主体范畴进一步扩展，作为生产对象的中国形象从被书写回归自我书写。由此，中国学者借域外资源重新审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把“外在影响”转换为“内部生成”，从而实现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自我革新。如果说，向内译介域外儿童文学是一种曲折地想象中国、想象儿童的方式，那么，向外译介中国儿童文学则是主动地在世界范围构建具有主体性的中国话语，两者并行不悖，都可整合为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思想语言资源，为民族儿童文学的创造注入新的活力。文明互鉴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儿童文学不仅“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且“越是世界的也就越是民族的”。域外儿童文学资源的本土转化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向外译介揭示了民族性与世界性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双向互动，因此，融通民族性与世界性，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及认同教育的推进将大有裨益。

四、结束语

儿童是民族国家的未来，供给儿童精神滋养的儿童文学承担着统合“立人”与“立国”的重大历史使命。对于儿童的成长而言，“立人”指向自我认同，“立国”则涉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分属不同类型，但它们共同的核心在于文化认同。儿童文学围绕“儿童”身份的建构，在不同时期的自我与民族的关系转变中形构其文化认同。从机制与路径的层面分析，文化认同的“传承”、“创新”与“交融”，分别对应着中国儿童文学的“收集”、“创造”与“翻译”：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现代整理使得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得以不断传承，成为文化认同的核心符号；民族儿童文学的创新构建不同时代“儿童”的身份认同，对儿童自我概念的探索不断深入；域外儿童文学资源的本土转化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向外译介在内外两个向度书写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性，通过内群体和相关外群体的比较构筑中国儿童文学自身的积极认同。讲好中国故事蕴含民族国家的认同教育，而中国儿童文学在对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双重审思中持续深化儿童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其自身的学科建设也得以向前推进。

原文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第105—112页），推送时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原文为准，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