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风采｜李红叶
李红叶，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方向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写作与中外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丹麦大学安徒生中心访问学者，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寓言童话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外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及安徒生童话研究，出版专著《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安徒生童话诗学问题》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随笔140余篇。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文学互为方法
文｜李红叶
一、“儿童”（“童年”）：安徒生童话诗学的核心范畴
在纵向的童话发展史和童年观念史的脉络上看，安徒生继承并发展了民间童话的天真风格，在人类童年已经远去的时代，安徒生发现了个体童年的价值与意义，他把童话文体真正发展成为儿童文学的核心体裁，成为承载现代人童年信仰的、具有独特诗性意味的文体。在横向的美学表现上看，安徒生把“儿童”（“童年”）纳入文学描写的范围，纳入读者范围，纳入文学表达方式，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崭新的艺术世界。安徒生把“儿童”（“童年”）上升为一种具有独特诗学内涵的诗学观念和诗学范畴，继而展现了这一独特的诗学范畴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诗性力量。周作人以汉语言独特的表达方式对此进行了描述：“其所著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周作人亦通过把安徒生与王尔德对比，指出安徒生与后世童话家的重要区别在于“纯朴(naive)”：“安徒生与王尔德的差别，据我的意见，是在纯朴（naive）与否”，“王尔德比安徒生更多机智，但因此也就更少纯朴了。我相信文学的童话到了安徒生而达到理想的境地，此外的人所作的都是童话式的一种讽刺或教训罢了”。周作人在此处特地标注了一个英语单词“naive”，“naive”一词的主要意思即“天真”，即孩子似的天真和朴素。这的确是安徒生之为安徒生的主要标志。安徒生童话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它们形式单纯，但活跃如自然，犹如日月，恒久常新。当安徒生把儿童的天真作为童话精神来体现的时候，他就超越于民间童话，寻找到了沟通人类童年、自身童年与现实儿童的方式，从而建立起现代童话文体的新形式。他不但确立了童话创作的儿童文学价值，而且把童话从小说、戏剧与诗歌的附属地位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书写个人情感与个人想象的现代文体，对后世文学创作尤其是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安徒生把儿童从几个世纪成人艺术的园囿中解放出来，儿童不再是抽象的没有名字的意象，更不是说教的对象。儿童自身就是“宏大主题”，儿童即审美对象。儿童即天真，即奇迹，即童话精神。“儿童”（“童年”）作为文学的想象场域，在安徒生这里被充分打开，而且呈现出丰富的美学意味和思想内涵，可以说，安徒生之为安徒生，乃在于他对“儿童”（“童年”）世界的开启及其现代意义。安徒生创造新形式的决定性因素即展现孩子似的天真，对童年的尊重和信仰支持了他使用纯朴如儿童本色的语言，儿童被纳入读者范围，儿童成为童话描写的对象，一切叙述都以体现儿童精神为指向。儿童作为一种支配性的艺术规范元素运用到他的创作当中。当安徒生把“天真”作为叙述导向时，他事实上在建立新的意义建构方式，在试图改变人们传统的文学观念。看似简单的文本，其实可能隐藏更深层次的意义类别。童话表达的隐喻相关性使得他的故事走向自我象征与普遍人性。安徒生的童话创作遵循自然精神，合于宇宙秩序，体现了万物与我类同的诗性智慧。儿童与风景合二为一，儿童精神与自然精神共同构成永不衰退的童话精神。安徒生对儿童本性的臣服和对自然的臣服建立在现代人类对逝去童年的失落本质上，因此他的童话创作就具有弥合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使人重返自然、重拾天真的拯救意义。安徒生在天性上的确具有宗教般的纯洁，而基督教文化和浪漫主义思潮为他提供了信仰的依据和动力，因此，“儿童”（“童年”）信仰成为他宗教信仰的核心和支点：天堂只属于孩子，如果没有一颗纯真的心，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那个至高无上的地方。在一个日益失去天真的时代，一个人与自然日益远离的时代，一个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正在摧毁人的自然感情的时代，安徒生那些深富诗性意味的童话作品时至今日依然直抵心灵深处，给我们巨大的感染力和关于现代生活的启示。二、安徒生童话：一个观察儿童文学的范本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被历史检验过的经典作家，但经典是“说不尽”的，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以“儿童”（“童年”）为关键词、在“儿童”（“童年”）与“文学”的历史关联与美学关联中切入安徒生童话，这一思路凸显了安徒生童话对指向理想与纯真的童年诗学的建构及其现代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思路也寻找到了安徒生得以“永恒”的基础，并突出了安徒生童话的儿童文学价值。同时，经由这一个案的分析，我们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儿童文学的理论思考以及对童话诗学的思考。儿童文学是儿童最早接受的文学，于儿童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因而写作者巨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总是在这种文类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现，这种文类便天然地与儿童问题包括儿童观、教育观紧密相连；但另一方面，童书同样可以抒发个人感情，反映社会现实，因而常常表现为一种别有趣味的叙事策略和美学选择。童书的发展因而不仅受制于家国想象与教育设计，也受制于具体的美学风潮和文化思潮，但童书创作绝非被动的观念适应，因童书直接沟通儿童的精神世界，它往往表现出非同凡常的创造力和揭示力。当“儿童文学”这一概念被简单化理解的同时，以安徒生童话为代表的一本又一本经典童书却以其自身丰富的美学品格征服了世人。我相信那个套在“儿童文学”一词上的关于“儿童文学是简单幼稚的书”的魔咒正在被打破。儿童文学的文类属性是经由最早的一批儿童文学作品如安徒生童话、《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爱丽斯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等而逐渐确立起来。其中，安徒生童话的影响力是压倒性的，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学者保罗·亚哲尔所说，“如果有一天，因为某种风尚，须要选举儿童文学作家的帝位”，那么，“安徒生是王！”安徒生童话作为源头性的且具有最广泛影响力的作品，我们完全可以将之作为观察儿童文学的一个范本——至少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文学是互为说明，互为方法的。儿童文学的文类规范随着“儿童”与“成人”的关系、“人”与“文学”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儿童文学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概念，它的发展，除了受“儿童观”的影响，与“成人文学”之间也存在一种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关系。 所以，当人们用安徒生童话来阐述儿童文学的性质时，也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如何摆脱历史因袭的局限，避免以单调刻板的观点控制一个生动的事实，是当代人进行文学研究时要警惕的问题。以安徒生童话为方法，亦有助于破除长久以来人们对儿童文学存有的偏见。安徒生童话将告诉我们：儿童文学自有哲学根源，自有诗学范畴，是一种具有独特美学倾向的独特文类。三、儿童文学“儿童”（“童年”）诗学的建构
当我们明确把某部作品作为儿童文学来讨论时，就涉及到如何研究儿童文学。目标读者（儿童）是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焦点，并由此形成了儿童文学的基本研究模式：儿童作为目标读者，作为文学反映的对象，研究其年龄特征、精神特征及审美接受特征。由此延展到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成人的儿童观等问题，继而生成儿童文学的教育应用学研究，包括儿童阅读心理研究、阅读推广研究、语文教育研究等等。这种研究从实用角度出发，突显了儿童文学的教育学意义及儿童文学之于儿童精神成长的意义。然而，从目标读者（儿童）出发所建立的诗学话语体系自我设限，难以阐释儿童文学文本丰富的美学意味与文化精神，研究者普遍产生“理论”小于“文本”的感触。儿童文学话语方式的建构需要突破既定的思维模式和狭窄视域。我们还需要将儿童文学放在“大文学”背景中来考察，而“儿童”（“童年”）诗学的建构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儿童文学作为独特文类的发展理路及其文化人类学价值和美学价值。把儿童文学视为独特文类时，儿童文学就不仅仅是一种视角或读物类型，而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是“独树一帜的范畴”，并体现为特定的理解世界、把握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体现为一整套关于实在本质的信仰。它具有独特的话语范式、精神范式和认知范式。安徒生童话对此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支撑。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而存在，其参照系是“成人文学”。同为“对世界的艺术反映”，其主题皆涉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皆涉及人类基本的情感模式，但两种文学类型处理主题的方式则常常区别很大。正是反映世界的方式不同，而产生了儿童文学独特的话语体式。在儿童文学这一文类范畴中，“儿童”不仅意指目标读者或文学的反映对象，亦指称文学的反映方式。换句话说，“以儿童为读者”不仅意味着对现实儿童的关怀，更意味着一种叙事策略的选择——“对儿童写作”（“writing to children” /“talking to children”），也即一种风格的选择，一种话语体式的选择，一种理解世界、把握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的选择。“以儿童为读者”（“对儿童写作”）的叙事智慧也提醒我们，儿童文学写作必定以其艺术上的深度和厚度提升着儿童读者，儿童文学是一种将成人对世界的理解告诉孩子的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既强调了作者与儿童平等对话的民主精神，强调了作者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智慧，同时强调了童书创作同样具有现代个体写作的基本特征。安徒生童话诗学的核心是把“儿童”（“童年”）提升为一个具有独特诗学涵义的诗学观念和诗学范畴，儿童文学从此拥有了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另样气质：它是尊重儿童本性和儿童精神的，是趋向浪漫主义的，是信赖奇迹和梦想的，是回归自然的，是儿童喜欢也令成人产生怀想的……如此概括儿童文学或许有本质主义的嫌疑，然而一部书之所以被人们感知为“童书”，正在于它的“儿童文学气质”。这种气质往往表现为对远古童年时代的怀想、对儿童本性的臣服、对返回自然的渴望、对工业文明和刻板无趣的成人文明的对抗。如此说来，安徒生童话仅仅是给孩子看的吗？安徒生仅仅是为了孩子而创作吗？“儿童”之于安徒生童话仅仅意指目标读者吗？安徒生童话是简单幼稚的吗？不！当然不是。那么，儿童文学仅仅是给孩子看的吗？儿童文学仅仅是为了孩子而创作吗？“儿童”之于儿童文学仅仅意指目标读者吗？儿童文学是简单幼稚的吗？不！当然不是。安徒生致力于在各种自述中强调他的创作不仅仅是给孩子们的，而这恰是诸多经典儿童文学作家共同的心声。他们强调他们的写作是复活童年记忆，是与从前的孩子对话，是为自己写，也是为所有有童心的人写的。儿童文学的意义生成是“成人”与“儿童”（“童年”）往返对话的结果。所以，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童话之王”的乔治•麦克唐纳强调，他是为所有像孩子一样的人而写作——无论他们是五岁还是五十岁，或者七十五岁。他也像安徒生一样，引用《圣经》中耶稣的话来强调成为“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1966年安徒生奖得主芬兰作家多维·扬森则说：“我担心我是在欺骗我的读者，因为我其实是在对自己讲故事。现在我放心了”，“有时我在想，为什么当人远离童年以后，反而会突然动笔写儿童故事？我们是为孩子们而写作吗?我们是否为自己的快乐或忧虑而写？我们写的是悲剧还是童谣？”1999年安徒生奖得主挪威作家托莫德·豪根则说：“我从来说不准我的某本书是为谁写的”，“但是我真正知道的有两点：全世界的人都曾是儿童，我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又说：“似乎我们成年人忘记了这样的事态：我们的生活是基于童年的。童年是我们借以相互交流和与年轻人交流的主要源泉，也是了解自己和全人类的基本源泉。”丹麦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简•莫根森则称他的创作源于对“儿童时代的深深眷念和怀念”，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则称他的儿童文学写作源于“一种清洁的选择”和“掌握一份单纯而向上的情趣”，而他的作品的读者对象既有孩子，也有大人。可以说，选择儿童文学即选择一种自我倾诉的方式，即选择一种与“儿童”（“童年”）对话的独特的美学倾向，而非仅仅迁就孩子的阅读需求。实际上，孩子的阅读需求与作品的文类属性并不是对等的关系。正如西班牙著名作家希梅内斯在他的著作《小银和我》的序言中说：“孩子完全可以读大人读的书，少数除外。儿童文学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里的理想与纯真。从教育的意义上说，告诉孩子们，儿童文学提供了另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位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的洞察力在于他尊重直觉与常识，他将儿童文学的支配性文体规范定义为“理想和纯真”以及“另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即意味着他对儿童文学的理解回归到儿童文学诗学诞生的源头：浪漫主义，亦意味着他对儿童文学的理解回归到安徒生。儿童文学这种文类代表一种独特的观念与心态范式，其独特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和美学品格，不能从单一的儿童读者接受维度得到充分的说明。“儿童”（“童年”）诗学提醒我们，“儿童”（“童年”）是审美对象，是叙事方式，更是精神背景。
包括安徒生童话在内的经典童书提醒我们，优秀的儿童文学应是张扬文学的伦理价值的文学，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的文学，一种维持人类内心纯洁的文学，一种使任何时代的孩子都能从中获得信心和勇气的文学，是融合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文学，是对指向理想与纯真的童年诗学的建构，是人类文化危机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
本文选自《安徒生童话诗学问题》（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版）。限于篇幅，参考文献删略。
